2023-05-10 14:56:27
浙江省嘉兴市一驾校训练场。
近日，浙江省驾考培训费即将全面放开的消息引起不小的关注。价格放开由市场决定之后，能否遏制部分地区驾考价格畸高的现象，成为普通百姓最关心的问题。
按照交通法规要求，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，而通过驾校培训参加机动车驾驶员考试，几乎成为每个“新手”司机的必经之路。据报道，2014年，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突破3亿人，汽车驾驶人数达2.47亿，全年新增汽车驾驶人数达2784万人。
高速增长的机动车驾驶人数，有限的驾驶员考试培训资源，导致驾培市场不断升温。一方面，驾培收费持续上涨，部分城市2015年的学车价格突破1万元；另一方面，一些地方屡屡上演“驾考腐败”，有的考官或教练甚至违规收受“红包”金额达千万之巨。驾驶培训一旦与腐败联系，不但败坏社会风气，还会严重威胁交通文明与出行安全。
“上海驾驶培训考试市场价格贵，学车周期长。”上海某国企职员小马告诉记者。他最近拿到驾照了，不过不是在上海本地，而是毗邻上海的浙江省嘉兴市某驾校。
据了解，在上海，C1驾照的培训费已经从2011年的4000元左右涨到近1万元，有的甚至在1万元以上。“像小马这样从上海来嘉兴学车的学员，我带过好多个。近几年，从上海来的学员越来越多了。”嘉兴市南湖区某驾校教练说。据了解，从上海“移民”到嘉兴各驾校学车的不在少数，此外也有部分学员到邻近的江苏苏州等地考驾照。
“理论学习七八百，学费7000，考试2000多，学完总共要9000到1万元，这还是一次性考过的价位。请教练抽烟喝酒、请客吃饭的钱还没算。”刚拿到驾照的小王给记者算了笔账。“从学车到拿到驾照要准备1万元”在浙江省温州市已是当地尽人皆知的“行情”。
大量的学车需求与有限的驾培资源，不仅导致驾培费用不断上涨，也导致驾驶培训的等待时间被拉长。据记者调查，在上海，驾培报名缴费后，需要等至少2个月才能参加第一科目的理论考试；在广州,从报名到参加第一次的驾培学习甚至要等1年多时间。
想“插队”学习，送“红包”；想教练通融，送“红包”；想考试通过，送“红包”……驾考腐败现象层出不穷。为了尽快考取驾照，不少学员，特别是“基础差”的学员在教练的明示或暗示下，小恩小惠不断。浙江省杭州市的孔女士对记者透露，她学车的时候，就看到过教练明着向学员要香烟和购物卡的。为了和教练搞好关系，学好车、考取驾照，尽管不情愿，但孔女士也不得不“入乡随俗”随了礼。
“上海这边学车，要送东西才能及时排上学习。”小马告诉记者，“大家都明白，学车的时候要送东西给教练，或者通过教练送给那些需要打点的人。”
有了学员的“进贡”，一些教练的日子过得很潇洒，吃饭有学员请、抽烟有学员送，甚至有的教练去超市购物用的都是学员送的卡。
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，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，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、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。驾驶培训学校、驾驶培训班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对学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、驾驶技能的培训，确保培训质量。
然而，记者调查发现，在驾培费用连年上涨的大背景下，驾考腐败暗流涌动。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。今年4月，湛江史上最大驾考受贿案二审判决，湛江市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受贿22万余元，获刑10年。据了解，在这起案件中，该车管所有42名考官和车管所领导卷进这一利益链中。除三人逃匿外，其他39名涉案考官主动上缴“红包”多达2100余万元。
“反正每天都能收到，随收随用，自己都记不清收了多少钱。”该车管所一名涉案考官在调查笔录中如是说。办案人员发现，其他考官的情形也大致如此。只要有考生上场，考官每天都有钱收，少则几百元，多则几千元。
湛江市纪委办案人员透露，收受“红包”主要有两种方式：一是驾校直接向学员抬高报价或收取额外费用，由业务员交给考官；二是教练直接向学员收取，考完试就把钱放在考官车内。“驾校充当了中间人角色，学员—驾校—车管所串起了驾考系统的腐败链。”
学员为什么要送“红包”？无非是考官掌握考试通过与否的权力，。曾经有学员反映，考侧方停车时，一切正常，但结果却不合格，考官给出的理由是，靠边时没有看后视镜。这名学员很委屈：“一般不就是用余光瞥一下？难道要我伸出头去盯着后视镜看？”
另外，考官和教练之间有时也形成一种默契。比如考倒桩，教练如果能进入考场，拿着步话机指挥学员，几句指令就可以让学员顺利过关。这其中，教练是否被允许在场边甚至是跟车指导，就看与考官平常的“勾兑”情况了。
另据报道，河北省石家庄市一车管所，从学员信息录入、预约考试到考试通过，关关“雁过拔毛”，所长受贿近300万元，临时工也30万元……一个所有20多人“沦陷”。据河北省检察系统有关人士介绍，长期以来车管所内部比较封闭，缺乏外部监督，、通过等权力，容易产生利益寻租。
作为一项公共性的社会化服务，驾驶员培训必须严格严谨，让学员充分掌握驾驶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。试想，如果一个学员在学习培训不充分的情况下，通过送“红包”、走后门的方式考取驾照，开车上路就可能是“马路杀手”。
有专家指出，从现实看，我国驾培行业的服务水平距离居民要求还有差距：一些地方多年来驾校数量和教练车数量几乎没有增长。与此同时，各科目考试的场所限制，导致大量学员考试积压。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，截至去年年底，深圳驾考积压达61.2万人，即便深圳所有驾校立即停止招生，消化这些考生，也需要2年时间。
“个别地方审批环节的垄断，导致区域驾培行业远远供不应求，由此滋生涨价和多种腐败空间。”上海律师施莉珏说。
作为提供服务的驾校来说，保证适当的利润，同时提供良好的服务，使驾校、教练、学员之间形成良性循环，是无可厚非的。从有些地区的实际情况看，驾培费用统一由政府定价也不符合客观实际。因此，，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，使驾培价格趋于合理。“从国内外来看，驾驶员培训作为一项公共性的社会化服务应当保持微利运转，‘重价轻质’可能造成严重的道路安全隐患。”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说。
在促进市场调节驾培费用的同时，政府要加大对驾培行业的支持力度，，斩断利益链，增加透明度，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，促进驾培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。
可喜的是，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，从体制机制和科技手段运用等方面开展改革试点，通过各种举措消除寻租和垄断行为。
今年4月，，对驾考科目二考试进行远程监控，实现统一考试、集中管理，杜绝人为变更车载考试系统的各项数据，确保考试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。
浙江省金华市最近出台系列便民举措，其中便包括学员可以通过机动车驾驶人员考试互联网预约平台，自主预约考试。这套系统上线后，学员就掌握了自主权，只要完成培训学时，就可以自己在网页上预约。据了解，原来由驾校统一报名的考试模式，涉及车管所、驾校、教练、学员等多个环节，容易造成权力寻租，甚至滋生腐败。
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丨作者： 曹溢、叶康丰